建筑学报:物勒工名的做法最早见于《礼记.月令篇》,我国古代人民对智者造物知识产权的一种保护和尊重以及认同,同时也是一种质量管理与监督,然而,发展到现代却逐渐消失了这一传统,不禁让人想问难道当代建筑不应该“物勒工名”吗?原文名:当代建筑也应“物勒工名”


文| 喻学才


我们每发表一篇文章,出一本书,画一幅画,都要写上作者的姓名。因为这是个人的创造,是知识产权,必须尊重和保护。其实在古代工匠创造器物时就已经是这样做的。古人管这叫“物勒工名”。

我们看出土的周代青铜器,发现每一器物都有铭文,一方面是记载器物主人跟器物的关系,另一方面主要是铭刻工匠的名字。这是中国古代造物文化的一个传统,即工匠勒名于器物之上的传统。这样便于进行质量管理,也是对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的一种具体认同,是对智者造物知识产权的一种保护和尊重。



曾候乙鼎铭文(左)和常州武进前黄镇杨桥村关圣庙功德碑(右)


物勒工名的做法最早见于《礼记.月令篇》。原文为:“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比行其罪,以穷其情。”这段话包含着一个历史上工匠考核和管理的习惯做法,即:国家于每年十月份对全国各地手工业产品进行质量抽验。同时,还对各地制造工业产品用的衡器、容器等统一进行年审,合格者才能使用。在对产品质量年审时,一个重要的做法是,在产品上刻上生产者的姓名,以防止以次充好和仿冒行为,一旦产品质量出了问题,就能追查责任者,而且要严厉惩处。

这一传统在秦、汉建立大一统的中华帝国之后一直得到延续,并取得了很好的监督工程质量的作用。秦汉时期的质量管理较之周代的物勒工名的做法更进一步。


一般是在制作的器物和工程实体上刻上制作日期、生产机构、官员名字、工匠名字和数量,以及器物和工程编号等,这种物勒工名能体现几个实体:一是生产机构(工官),二是工官官员(相当于今天的承建者或法人)、生产工匠等的责任。


后来,勒名形式又扩大到生产机构、主造官员、监造官员、生产工匠。等等。物勒工名的传统,到了唐代,则被写进国家法律之中。在《唐律疏议》中明文照录(礼记·月令篇》中的“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这段话。


此一传统几乎与中国封建社会相始终。虽然当局关注的主要是质量问题,但审美的追求也是必然的伴随物。物勒功名的传统在建筑上也一直存在。在古代,每有兴造,都有文字记录。建筑材料如砖块木构,也会烙下责任单位责任人的信息。不仅有工程档案,建筑落成后还会刻碑记事。历史上,工程档案遗失,而靠当时留下的建筑兴造记碑刻,我们同样可以得到很多当年的诸如建筑工匠,主持官员、赞助经费者等历史信息。


东晋人墓志铭(左为黄彬之,右为谢鲲)


建筑兴造记就是物勒工名这一古代工匠工程质量管理传统的具体表现。如孔子所修(春秋》对于兴造大事必书。例如建造城池,改造钱库,装修宫殿。此后历代帝王兴造,最先书于本朝皇帝的实录,后世修史,取材于实录,将这些重要兴造档案分别写入当朝皇帝的本纪,以及主持大臣的传记以及工程负责人的传记。


这是在朝的建筑兴造。至于在野的建造,无论是宗教建筑,还是学宫建筑,或者是园林书院,凡建造、修复等工程结束必请能文之士撰文刻碑,企垂永远。如谢灵运的(山居赋》,樊宗师的《绛守居园池记》,韩退之(沐州东西水门记》、白居易的(庐山草堂记》,宋代蔡襄的《洛阳桥记》,明郑元勋《影园自记》,清代王我师的(重修洪塔桥记》,袁枚的(随园六记》,等等。


这类碑文中大多有关于该建筑或园林规划的说明,经费筹措的过程,主持其事者的姓名。本人独撰的(中国历代名匠志》和主撰的(中国历代名建筑志》两书,其中工匠和建筑物的大量信息来源就是出自正史帝王本纪和将作大匠的传记,主持其事的工部大员的传记以及民间公私文献中的建筑兴造记,如地方志、佛寺志、宫观志、名山志,家乘族谱等所保存者,还有一部分就是在名建筑当地搜集到的记事碑刻。

1949年后,由于苏联党极左路线对我们党内决策层的影响。使这一延续了三千年的传统部分中断。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老的在建筑物上或建筑物前树碑立传记述设计师建筑师等详细信息的碑刻几乎没有。这个传统的中断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各地建筑接二连三出现问题,豆腐渣工程、豆腐脑工程层出不穷。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缺少必要的记载,难以具体地追责。因为我们的建筑完工后,并没有像古代中国那样,刻碑详细记述建造经过,谁负责设计,谁负责施工,谁负责筹款,谁负责监督,谁负责审查等等。充其量只是一个笼统的规划设计单位和建造单位。如滁州醉翁亭新建的欧阳修纪念馆,虽写明东南大学建筑设计院,但具体是谁的设计等详细信息普通游客却无缘得知。建筑设计得好,是集体的荣誉;建筑出了问题,也很难具体追责。


明城墙城砖铭文


由于遗弃了这个古老的传统,当代建筑频频出质量问题,以致中国楼房的平均寿命只有25-30年。这是因为遗弃了物勒工名的优良文化传统,无良建筑师可以不负责任。优良的建筑师也不会特别上心。因为建筑设计水平高低、质量好坏跟他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的设计有新意,它的建筑质量上乘,他也得不到表彰;相反,低劣的质量,鳖脚的设计,也没人追究,最多是知情人茶余饭后的笑谈罢了。

杜顺宝教授和朱光亚教授都是毕生从事古建筑设计的大家,但甲方真正刻碑记事的,朱教授的项目中只有绍兴沈园和安徽采石矶两处记事碑中提到他是设计师。杜教授的众多项目中则只有阅江楼一处,明确提到他这个设计师。这驴现象估计在其他领域的建筑师那里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我们现在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建筑师费尽心力设计一个建筑,最后连个名都不能留在他的作品上,他又何必费那个心思?因此,恢复物勒工名的优良传统,既是对建筑师创造性劳动的认同和尊重,也是对建筑师所肩负责任的一种鞭策和提醒。


因为设计不好,美学上就会遭人笑话;出了质量问题,相关部门就会追究技术责任。而伟大的创造,只要建筑还在,或者只要影像还在,建筑师就可以享受这份造物的光荣。只有在建筑物上留下设计者、施工者、建造者的资料。才有可能出现创造性的、高质量的建筑,才可能出现那种既能予人实用,又能给人美感的艺术品式的建筑。


西安钟楼重修碑记


近年来有些旅游景区景点建设完工后,也有刻碑记事的,但记事全面的不多。有的请名人作赋,有的是景点简介。简介性的碑记于单位领导组织、项目内容、起迄时间、使用经费都会给予关注,唯独对规划设计人员每每忽视。


比如塑造大铜佛,记事碑往往会写明南京晨光制造厂或洛阳铜像制造厂等厂商的名字,而于其他相关人员则语焉不详。不可想象,一篇文章或一幅画作完成后,不署名就发表或出书,那是一种什么情景?但建筑物完工后不知道是谁设计建造的现象却司空见惯,岂非咄咄怪事?一些介绍古桥古宅的景点说明碑,可以说明建造时间,但不肯说明是谁设计建造的,也是受时代风气影响所致。


实际上,完善的建造记应该是包括组织规划设计施工的单位、主管领导、主要规划设计人员、建筑技术人员、技术监督人员、建设工期、耗资多少、资金来源等信息。除开极少数涉密单位例外,一般民用建筑都应该恢复物勒工名的中华传统。这对于激活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持久热情,对于培养制造大国、创造大国的国民之工匠精神,都是十分重要的。见物不见人,忽视建筑设计师的创造性劳动的做法,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


建筑学报文章来源:建筑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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